本文来源：北京青年报
在集体身披耐克“战衣”整整10年后，中超16强将从2019年6月开始继续身着同一品牌球衣出现在国内、国际各赛场上。据了解，中超公司近期将就中超联赛服装、用球及裁判装备赞助事宜与上一周期的赞助商签订了一份“5年＋5年”的合作大单。较上一周期10年的合作，本周期合作涉及的金额翻倍，每年涉及的赞助总额应不少于一亿元。喜讯传来后不久，中国足协在上周于乌鲁木齐举行的中超、中甲俱乐部财务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对联赛一线球员实施“限薪”。两件事情看似不相干，却有内在联系。在中国足球步入职业化轨道将近25年时，以烧钱为标志、入不敷出式的投入模式并不是中国职业联赛生存之本。联赛需要健康的、可持续的盈利模式作为生命力。
上周，中国足协在乌鲁木齐召开了中超、中甲俱乐部财务工作会议。一线球员的限薪问题成为本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提到“限薪”，就不得不提起中国足协去年5月24日推出的有关“限制高价引援、调整中超与中甲联赛U23本土球员上场规则”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从去年夏季转会期起，对处于亏损状态的俱乐部征收引援调节费用。对有关俱乐部通过转会引入球员的资金支出，将收取与引援支出等额费用，该项费用全额纳入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用于青少年球员的培养、社会足球普及和足球公益活动。尽管相关新政在足坛引起争议，但对于目前国内职业联赛一线球员薪酬过高，各界已然达成共识。有些来华执教的外籍名帅甚至评价说，中超球员的能力、敬业态度与高薪不匹配。目前除了相当一部分外援领着千万欧元级别的薪酬外，一些本土国脚级球员，包括年轻球员，在新政作用下身价暴涨，年薪1000万人民币对这类球员已具有普遍性。但国足连续4次无缘世界杯决赛圈以及对阵欧美强队连续惨败的结果，却让外界对本土球员顶着超高身价提出质疑与非议。巨大的薪酬投入实际也给俱乐部带来沉重的负担。就连作为国内足坛多年霸主的广州恒大淘宝俱乐部2017年的亏损额也将近10亿元。入不敷出、赔本赚吆喝并不能换取中国足球水平进步和文化内涵提升，中国足协于是想办法帮助俱乐部开辟健康的生存发展之路。在这个意义上，限薪意在合理调配俱乐部薪酬投入比率，让俱乐部在投入方面更趋理性，同时遏制球员“不劳而获、坐享其成”。
中国足协在上周的会议中并没有公布最终的“限薪细则”，而只是提出了一个时间表，即到2021赛季，要求各中超、中甲俱乐部所有一线球员薪酬总额不得超过俱乐部总收入的75%。对此，有人解读认为，这是中国足协要给职业俱乐部球员加戴“工资帽”。但实际不然。相关人士解释说，关于限薪的比例目前仍停留在讨论阶段，而所谓“限薪”和设置“工资帽”严格有别。由于球员交易属市场行为，应遵循经济规律，因此效仿其他项目或其他国家联赛那样规定职业球员的薪酬上限可能与规律和中国足球现状不符。比如澳大利亚超级联赛对球员设定了不超过200万澳元的薪酬上限，这样就对优质球员流动形成限制。所以不难理解澳大利亚最优秀球员扎堆前往欧洲发展的用意。缺少高水平球员的联赛，水平与影响力受限，中超显然不能照搬这样的模式。
但联赛的健康发展又依托于可持续的俱乐部盈利模式。所以在设计“限制”方式上，中国足协倾向于“按比率”。中国足协在推出讨论稿的过程中也是参考了自2013至2014赛季开始在欧洲足坛严格执行的《欧足联财政公平法案》。该法案推出意在规范各俱乐部的财政行为，控制俱乐部财政赤字，并对违反规定的球队予以处罚。2014年5月，欧足联就曾因英超曼城及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违反财政公平法案，而对他们处以6000万欧元的重罚。同时两队被要求降低工资水平、限制单笔交易最大额，此外，两队接下来一个赛季欧冠报名人数也由25人缩减至21人。也正是依据类似成功范例，中国足协推出了未来3个赛季中超、中甲俱乐部财务监管考核办法，要求从2018至2020赛季，中超每家俱乐部累计亏损限额不得超过4.5亿元、中甲每家累计不得超过1.35亿元。就目前中国职业足球发展现状来说，要求俱乐部迅速扭亏为盈并不现实，于是“限薪”成为有效抑制各家非理性投入的办法。足协有关人士解读称，限薪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打击俱乐部，而是帮助他们合理分配资金流向。工资投入减少了，那么球员的进取心、职业态度就会提升。节省出的资金可以转投到诸如青少年人才培养、俱乐部产品设计与各类消费型服务，比如主场套票、贵宾服务、球衣及专属产品销售等等，这样的联赛也将不再徒有虚表。即便是一些投入谨慎的中小俱乐部，如果在人才培养方面多下功夫，也可以像欧洲的中小俱乐部那样，通过培育人才、供销人才来实现收益。
文/本报记者 肖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