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重庆两江竞技足球俱乐部的球员与工作人员来说，24日这天同时体会到了热血与寒凉两种极端的感受，网络之上，“拯救重庆队”的呐喊足以让每个人感受到这场危机的严峻，但现实之中，身处闹市的俱乐部依然在寂静的夏日迎来了意料中的结局。
10:30，进行内部通知。12：00前，各员工收拾物品，离开办公区域，俱乐部向所有人员发放离职文件。在过去25年中，这家俱乐部中的人们肯定有过争执，也有过算计。但是，当命运的审判到来时，他们成为唯一可以相互守望的家人。在中国足坛，告别的方式、情绪甚至思考都异常相似，从曾经的霸主大连万达、到卫冕冠军江苏苏宁，再到如今的重庆两江竞技，在撕开了伪职业的面具后，球队的生命是如此脆弱，球员的挣扎、球迷的挽留、媒体的呼喊都抵不过领导与老板的一声令下，而这又印证了那句亘古不变的“真理”：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老王”之怒
“中国足球搞了5年，虽然有进步，但是足球场上黑暗的东西很多。今天这场比赛，第一，我们俱乐部会向中国足协全力申诉。第二，鉴于中国足球目前这种现状，搞足球，怎么搞，我看中国足球也不会好，也冲不出去，因此万达集团今天正式宣布，今年职业联赛结束之后，我们永远退出中国足坛。”1998年9月27日，大连万达在足协杯半决赛中点球大战不敌辽宁队，赛后，愤怒的王健林利落干脆地宣布了退出中国足坛的决定。
彼时的王健林虽然还没有成为中国首富，但是在甲A霸主大连万达之中，他的话向来是“一言九鼎”。许多年后，财富排行榜上的老板都知道支票对于球员的巨大刺激作用，那些也不过是“老王”玩剩的伎俩。
在中国足球职业化的萌芽时期，提着手提箱进入球场的王健林是一道另类的风景线，“我记得那是客场打山东时，老板在休息室里告诉我们，赢下这场球，立即发30万奖金，钱他都带去了。”日后看来，大连万达之所以雄霸甲A，引以为傲的除了国字号班底，便是“老王”的“钞能力”。
但是，日久生情之下猜忌、不满也在滋生，告别的抉择往往发生在一瞬之间。
在因职业联赛获得巨大曝光度的同时，王健林和他的财富帝国也面临着苦恼。彼时，万达集团的版图正向全国扩张，足球成为他们手上亮眼的名片，却无法带来实际的利益，绿茵上的阴暗与潜规则使得这位中国足坛的初代投资人最终失去了耐心。
大连万达与辽宁队的这场比赛，辽宁队在禁区内的三次疑似手球均逃过了当值主裁俞元聪的判罚，最终他们在点球大战中顺利晋级。赛后，愤怒的大连球迷向裁判组讨要说法并引起混乱，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健林也不再犹豫与徘徊。
2009年接受采访时，回忆起当年的决定，王健林这样说道：“主要是制度有问题，管理足球的机构是官办的，他管理的事情是市场化的。似乎想让他按市场化来走，这个体制和市场化的运动存在很大的矛盾。管理部门是任命的，而不是选出来的，这是很难调和的。”
就这样，叱咤江湖的大连万达开始了告别中国足球的脚步。1999年初，实德集团入股，大连万达实德足球俱乐部成立。2000年，实德完成了对俱乐部的全资收购，大连足球的名片从此变为大连实德。
显赫的家底让他们在中国足球巨变时代仍能屹立潮头，甲A冠军、超霸杯冠军、亚优杯亚军、中超冠军等荣誉的到来让人看到了长盛不衰的希望，但雨打风吹之下，大连实德最终成为中国足球的一位过客。2013年实德放弃继续注册，把中超参赛资格交还给中国足协，足球城从此开始了新的纪元。2020年1月8日，大连市民政局发布公告，对大连足球俱乐部(原大连实德 )等46家社会组织予以"撤销登记"。
许多年后，王健林以“救世主”的身份回归中国足球，他为国家队带来了3年5亿元的巨额赞助，也接手了困境之下的大连人足球俱乐部。但是，坐稳首富位置的“老王”却没有了当年的魔力，西班牙名帅卡马乔带领国足创造了又一段黑暗往事，贝尼特斯治下的大连人也未能蜕变为中超豪强。或许，从当年的拍板退出开始，熟悉的一切便注定无法重现。
对了，或许你还关心当年那位裁判的命运。据报道，俞元聪后来遭到了足协内部禁赛一年的处罚，后来，他告别足坛做起了保险业务，成为一名商人。
假赌风波
没有实际的造血能力，除了依靠老板的输血，假球、赌球便在中国足坛有了滋生的土壤，这些丑闻也最终葬送了诸多球队的命运。
“阳光照耀着全兴的旗帜，旗帜闪耀着希望的光辉，光荣的足球健儿重任在肩，万千球迷为我们呐喊助威！”这是甲A元老四川全兴队歌的第一句歌词。姚夏、邹侑根、马明宇、魏群、黎兵……兵多将广的“蜀军”曾是中国足坛的重要势力，魔鬼主场是他们敢于和任何球队叫板的资本。
全兴命运的转折依然与上文的“主角”之一有关，2002年，大连实德以400万元收购四川全兴队，从此，他们成为实德的“卫星球队”。全兴的退出是因为对中国足坛的彻底绝望，从1993年到2001年，8年的巨额投入让这家酒企深感无力，并对未来感到绝望，“我也是一个四川球迷，在川队还没有进甲级我就去看球，无数次去球场喊‘雄起’。虽然工资不高，但杨厂长（杨肇基，时任四川全兴董事长）前些年拿钱搞足球我是赞成的。现在我寒心了，我愿意把我们创造的利润拿去投给四川足球，拿去当一回冠军，但我不愿意我们的血汗钱让搞足球的那帮人盘剥。心不甘啊。”一名酒厂的老员工曾这样说道。
此后，四川全兴迅速进入下沉的轨道，在同一个利益集团下，这支球队在多场比赛的表现都有“保护实德”的嫌疑，2003年，足协勒令四川队转让，四川全兴由此变为四川冠城。不过，冠城与实德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假球的风波不时笼罩着这支球队。2006年，四川冠城再度被勒令转让，此时，已经没有投资人愿意接手。
四川足球的经历并非个例，相比之下，广州队前身广药足球俱乐部假球往事距今更近，在10年前的那场反赌扫黑风波中，广药的名字多次出现在卷宗中，最终广药足球俱乐部被撤销，此后，恒大接过这支球队的空壳，这也是近10年金元足球的起点。
撤退时代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衰变，既有“人祸”的主观原因，也有“天灾”的客观因素。近今年，受疫情影响，多支球队投资人出现经营困难，赛会制、中姓名等政策降低了中超球队的吸引力，也变相增加了股权改制的难度，中超因此进入了“撤退时代”。
据统计，近年来退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球队已达23支之多。从2020年的中小俱乐部集体退出，到2021年初中超俱乐部危机显现，再到2021年底至今中超大面积的生存危机。中国足球的职业架构已经遭到了严重的腐蚀。这期间，监管者、投资人等核心角色起到的作用值得商榷。
以重庆队为例，从2021年起，球队的欠薪问题便已经爆发，但始终没有推动球队改革的实质性力量。戛然而止的股权改制证明了这项中国足协力推的政策在操作层面并不健全，当代集团等投资人依然有着拖延债务的空间，这一系列的漏洞最终导致了重庆足球“里程悲”的到来。
可以确定的是，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中，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管制介入，中国足球的“撤退时代”并不会终止。空荡荡的赛场已经拒绝了球迷的声援，球队未来的命运更多要看老板的钱包、领导的口号……
